“右仆射，科举的弊端，我曾经多次向你说过。我们虽是士族，但我们更是百姓的父母官。人的变迁，阻碍了寒素子弟的入仕，我希望长江后浪推前浪，令寒门出贵子的景象，蔚然成风。太宗皇帝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也觉得这是大势所趋，我们不去做，后世迟早有人做。当年孔子有教无类，强调个人的责任，但当今士族多以家为大，无数人才被埋没，是宰相们的过错。”
“今年因战事，不进行科举。但我相信今年一定可以平定叛乱，明年秋天要开始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科举。”
“除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武举等，我要再开秀才、缉捕科、医科等最少十科，其中进士录取不下于一百人。誊录制度和糊名制度下，不论士族、小姓、寒素，唯才是举。”
“右仆射要早点拟定，将消息下达郡县，为天下人士子所知晓……”
李瑄又向李岘说起科举之事。
隋朝的时候科举只向士族开放，升斗小民无门路。
大唐建立后，科举虽逐渐走向成熟，但还远远没有到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地步。
整个大唐，科举为官只是很少一部分，官吏们多门荫入仕，一代代为官，形成权贵之家。
即便是科举，也有七成的士族及第，剩下小姓两成，寒素一成。
平民出贵子是非常难的。
实际上，在李瑄天宝六载拜相的时候，开展誊录制度和糊名制度，寒素及第，大比例上升。
但这种随着杨国忠拜相又被破坏掉。
杨国忠的儿子不学无术，竟然进士及第，成为天宝年间继“曳白”、“野无遗贤”后的又一笑话。
在李瑄看来，糊名制度和誊录制度是必然的，否则阅卷官会仅凭借一个姓氏加不少分。
李瑄已经将进士及第的成绩，作为吏部铨选后为官的品秩。
如第一名状元及第，最起码会授与正六品官职。
第二名、第三名为从六品官职。
除去前三名外，才划分进士第一等、进士第二等、进士第三等。
每一等为官后所获品秩不一样。
“秦王真要允许商人子弟参加科举吗？有的商人巨资万贯，一旦他们的子弟进士及第，很容易收买上官。”
李岘沉吟片刻，向李瑄说道。
在重农抑商的时代，商人卑贱，是根深蒂固的思想。
在大唐，商人存在普遍的歧视和排斥，商人被视为国家底层，甚至与商人通婚也被视为耻辱。
连百姓都认为商人满身的铜臭味。
大唐也有律法，规定官吏不得与商人私会，否则会遭受重惩！
“右仆射只是假设商人子弟更容易腐败，宰相不该有这样的念想。还有一种理解，商人子弟不差钱，不会被地方腐化，只想做出政绩，出人头地。商贸之兴，带动国家繁荣，以及百姓衣食住行质量。商人重税，国家得到更多财政，也可以回馈给百姓。”
“今时不同往日，国家西面的疆域，已至里海。这条丝绸之路上，遍地都是黄金，然而收获往往由粟特人把持，汉人寥寥无几。汉商也应该参与起来，走向丝绸之路，走到波斯，走到大食，走到拂菻……”
“商人不得从政，从政者为清白商人子弟，另多与家族分离，关于商人的约束有诸多，防止利欲熏心……”
李瑄向李岘批评一句，并解释为什么提高商人的地位。
“秦王的目光是长远的，下官会维护秦王的决议。全力准备明年的科举事宜。”
李瑄的思想，连李岘都要绞尽脑汁去思考。
如果实不可行，李岘会劝谏。
但李岘总能从深层次的逻辑中，探知一二。
学无止境，没有人尝试过，并不代表一定是错的。
能创造千古盛世的路，绝对是一条没有人有过的道，之所以让人觉得不可行，是因为路上遍布荆棘。
不敢尝试，知难而退的人，永远会跳入一个历史的循环中。
排除万难，敢为人先，才是成功的因素。
“右仆射，我准备将三省六部，改为三省九部，增农部、部、商部，原六部二十四司也远远不够，而九寺五监，明显有多余，裁撤司农寺、鸿胪寺、将作监、少府监、太府寺、卫尉寺、太常寺、光禄寺等…：”
李瑄向李岘提出更改官制框架，这是他召李岘入堂的原因。
说话的时候，李瑄将一份用天骨鹤体写的，交给李岘。
在李岘观看的时候，向他解释一些细节。
看似增设三部，但这并不是尸位素餐，也不会让官位臃肿，增加财政负担。
九寺五监的职权与六部多有重叠，且多为皇室服务。这次官制改革中，李瑄发现严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