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么多年以后，太祖皇帝的一些说法早就被他们给破坏的殆尽了，人们就是靠着孟子的学说，一步一步的蚕食了皇权。
如果他们真的践行孟子的道义，这也就罢了。他们打着孟子的旗号，干的全部都是狗屁倒灶的事情，甚至后面还出现了东林党这样的怪物。
看起来像是进步的资本萌芽党派，实际就是一种党同伐异。
至于荀子，已经没有什么人再喜欢他了。
在朱厚照的记忆里面，到了嘉靖的时候，荀子甚至被请出了孔庙，他的思想彻底被斥责为异端。
朱厚照没想到王守仁居然会跑到荀子那边去，这就让他很迟疑，同时也来了很大的兴趣。
要知道荀子的思想和现在的主流思想可是不一样的，甚至很多地方都是相反的。
于是朱厚照好奇的问道：“你有什么想法但说无妨。听你这么一说，本宫反倒更感兴趣了。”
听到朱厚照的这句话，王守仁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然后说道：“臣这些年走南闯北，越来越觉得这世间的事情就像荀子之中开篇说的那样：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这一条朱厚照知道，这是荀子的天行有常论，意思就是说天不是神秘莫测、变幻不定，而是有自己不变的规律。
这一规律不是神秘的天道，而是自然的必然性。它不依赖于人间的好恶而发生变化，人不可违背这一规律，而只能严格地遵守它。
其实说白了就是自然规律，唯物主义客观的自然规律。
这一点就与儒家的很多思想不一样，尤其是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相差甚大。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官们都会把自然现象和君王联系在一起，只要哪里出了一些什么不祥的天象，那肯定就是皇帝没干好事。官们用此来限制皇权，同时也用此来获取利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荀子的这种想法自然是不被人接受的，甚至会被人摒弃、排斥。
在这个基础上，荀子还衍生出了天人相分的说法。
荀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各有自己的规律和职分，天道不能干预人道，天归天，人归人，故言天人相分不言合。
治乱吉凶，在人而不在天。并且天人各有不同的职能，“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礼论》）
“天有其时，地有其才，人有其治。”（《天论》）
在这两个说法基础之上，荀子衍生出了自己的施政策略，就是制天命而用之。
在荀子看来，与其迷信天的权威，去思慕它、歌颂它、等待“天”的恩赐，不如利用自然规律为人服务。
荀况强调“敬其在己者”，而不要“慕其在天者”，甚至以对天的态度作为君子、小人之分的标准。
强调人在自然面前的主观能动性，主张“治天命”、“裁万物”、“骋能而化之”的思想。
说白了就是不要迷信，要挽起袖子加油干。
朱厚照看着王守仁，然后笑着开口问道：“那你觉得荀子的天人相分和制天命而用之，说的可有道理？”
事实上前面的并不重要，这两条才是荀子思想的重中之重，尤其是最后一条。
如果要是信奉荀子的话，将会彻彻底颠覆现在的儒家体系。
王守仁想了想，抬起头看着朱厚照说道：“臣觉得有道理。”
朱厚照点了点头，然后再一次问道：“你也觉得人性本恶？”
说完这句话之后，朱厚照盯着王守仁，等到他给自己一个答案。
事实上这一条也是荀子很重要的一个思想，而且是与孟子背道而驰的，与现在儒家的思想背道而驰的。
荀子从天人相分的立场出发，否定人性中先验的道德根据。
在他看来，所谓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是所谓“生之所以然者”。
其自然表现为“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
其实质就是人天然有的抽象的自然生物本能和心理本能，认为人的这种天然的对物质生活的欲求是和道德礼仪规范相冲突的。
荀子认为人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焉”，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纷乱理而归于暴”。
所以说人性是“恶”，而不是“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