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一生，从未对于人生放弃过期待，也始终未放弃过为民请命的“入世”之决心。
而在这次秦刚的反复鼓励与用心策划之下，苏轼则彻底起了复出济世的坚定决心。
事实上，在赵煦的“建中”决心之下，足以调和章惇、蔡卞等人政治路线的名望之臣，如今也仅剩苏轼、范纯仁等硕果仅存的一两位，而苏轼更是有了一股“舍我其谁”的雄壮信念。
所以，在终于接到最初的北归赦令之后，苏轼便按照当初与秦刚定下的策略，由弟弟苏辙前往靠近京城的颖昌县，以吸引朝臣的主要注意力，而他却以最快也最不为人所知的海路快速北上，先一步回到了宜兴等待。又在进一步的赦令中，极速地回到了久违的京城。
次日，朝廷再次来人到宜秋门南园宅子宣旨：
朝散郎苏轼，再复翰林侍读学士与端明殿学士！
同一日，城南，中太一宫。
秦刚来到这里时，倒是一下子想起了绍圣元年那次正月里的士子诗会，当时诗会的组织者赵期，后来也考中了那榜进士，官授机宜检校字，留在京城为官，如今已经在秘省内做了秘郎。
但是无论是秦刚初时辞官的落魄之时，还是之后长短的飞黄腾达，这赵期但凡听闻其入京，都会及时送来过拜帖、或者是亲笔的信问候，前无冷落嘲讽、后无攀附巴结，倒也是个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
而那时的岑穰，虽是考中了榜眼，但却仕途不顺，幸好这次因为义乌一事重逢，在解决了胡氏父子之后，秦刚有意提议让他在义乌乡间试行“蓝田乡约”的推广。这实质也是他在海南岛与苏轼夜谈大略中的重要一步。
如果岑穰真能不负他的榜眼之才，能在这一步中展示出他真实的个人才华的话，秦刚自然会对其另有大用。
秦刚正在出神之际，却是有一个道童走来，恭恭敬敬地行礼问道：“请问来者可是秦居士？贵客在东三殿里厢房等您。”
秦刚点点头，便请这道童走在前面带路。
在东三殿里厢房等着他的，是便是当今宰相章惇，他于上午带着家人来中太一宫焚香敬神后，便就在这东三殿里暂时休息了。
而秦刚却是下午去南城外郊游，然后回程时也“非常凑巧地”在中太一宫里临时歇脚。
偌大的中太一宫，光出入的宫门就有好几处，在如此悄悄地刻意安排之下，秦刚与章惇的这次会面，几乎不会被外人知晓。
赵煦想恢复左右相的想法，秦刚提前通过章楶传递给了章惇，也是以此释放最大的善意，而关于拟由苏轼出任右相的意思，也让他们堂兄弟之间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沟通。
其实对于今天的章惇而言：继续坚持所谓的“新党至上”的大旗，已经变得十分地虚幻且不切实际。
在新党内部持续多年的内斗中，吕惠卿被他们联手打压抛弃，蔡卞、蔡京早就与他貌合神离，更不要说曾布已经自成派地始终与其针锋相对、判若水火。
“子厚，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啊！”
堂兄的这句奉劝，终究是让章惇下定了决心。
其实，他投注于秦刚身上早已不是第一天了，按理说，从最早对秦观等人继续南贬一事的网开一面，再到后来主动对海事院开衙的支持，包括前次大赦名单里又特意加进了秦观、黄庭坚起，他就已经为自己接下来的政治路线想好的轨迹。同时，面对着日渐有着自己主意的天子，他也明白：终究会有苏轼回到朝堂这一天的。
其实，相对于目前还在世并也已经内迁的范纯仁，他还是更倾向于接受苏轼的回朝。
“世人对老夫与子瞻的关系多有误会啊！”章惇在秦刚坐下来，又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后，开口说出了这么一句话，“政见终有不合，相交向来莫逆！”
嘉佑二年，二十二岁的他、二十岁的苏轼，都考中了这一年的进士。
但章惇却因当年的状元是其族侄章衡而心有不甘，毅然放弃了这次的敕封，两年后再次重考，终于考了个一甲第五名；
而苏轼也是因为母亲去世，在中了进士出身后便回家守丧，四年后又通过了宋代极严苛的制科考试而名列第一。
于是，就在嘉佑七年，两个同样才华横溢并不拘小节的旷世才子同时受任于陕西路，一时惺惺相惜，视彼此为至交好友。
“师公也曾说过，当年他受‘乌台诗案’一累，朝中重臣多欲置他于死地，唯有章相为其仗义直言。”秦刚站起身向章惇致礼谢道，“此后师公出狱被贬往黄州，‘亲朋多畏避不相见’，却唯章相多次来信送药并作安慰，实为他在黄州时日的一大支撑。”
“元佑元年，老夫身为贬官出京，上乞谋一闲职以求能回苏州去奉养父亲，但朝中多有宿敌阻梗。好在无太久时间，子瞻来信，曰：‘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吾便明白，此事当是他周旋而成啊。”章惇的这番话，却是无意中解开了一桩历史迷案：
苏轼写的这封信被章惇一直保留在身边，然后因此法之价值，一直流传到了现代，并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信中被章惇此时复述的这段话，翻译过来的表面意思是：关于“退隐田园”这件事啊，早年我们俩可是都说过有这样的梦想，只是没有想到兄弟你却先实现了，实在让我羡煞啊！
从常理而言，苏轼当时受到高太后重用，从小小的汝州团练副使，火箭式地上升至翰林学士并几乎要进阶宰执，而章惇却是相反地从知枢密院事一路下撸，直至提举洞霄宫这样的闲职，如此人生之水火差异，而苏轼却写了这段话，表面上看来岂不是有点幸灾乐祸吗？
但是这么一封信，却被章惇珍藏于身边，并且还将此视为恩情的象征而记到如今，唯有一个可能：
苏轼之所以会有信上这样的玩笑话，实际是隐晦地向章惇暗示：兄弟，你想要任闲职去苏州奉亲的事，我帮你办妥了，你就踏踏实实地过去吧！
否则按有人理解，这算是苏轼说的风凉话，那么以章惇的性格，早就将这封信撕个稀烂了，哪会一直放在身边呢？
秦刚看着此时须发皆白的章惇，突然有点钦佩这位被后人诋为“千年奸相”的老人了。
平心而论，像章惇这样“科举考中却因名次低于族侄而回去重考”的人，其一生都在争强好胜中度过。毕竟在绍圣之时，他是作为当年新党遭受打击与迫害之后所剩余的中坚人物，一旦得以机会翻盘，自然是立场为先、报仇整人开局，这也是他借以凝聚人心，重整旗鼓的重要手段。
而随着对夏战争的顺利推进、新法施行的渐收成效，尤其是在秦刚所介入后的各项朝政的顺利推进，如何可以真正地施展自己的韬武略，如何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已经远远胜于廓清政敌的单纯政治手腕。
冷酷、孤傲、铁血、凶悍……等等这些贬多于褒的一系列标签之下，章惇实际上最大的标签还是“务实”。
就算是他在朝中独相至今已有六年，他的四个儿子也都以真才实学全部科举登第，但他却坚持让其中三个儿子都外放州县为官，只将幼子留在京城里的身边，但也只给了他一个校郎而已，对比一下前后世的那些官员，其清廉的行止，就算是政敌想从这里攻讦也觉无从下手。
而在这次，又有了已经决意致仕的堂兄章楶前期对他的沟通说服，在天下子暗示下，章惇便默许了苏轼回京并最终出任右相的计划。
先前传到宜兴以及今天早晨的两道诏令，也都是在他的认同下才顺利签署发出。
但是，即使是要冒着被弹劾为私下结交的风险，章惇仍然坚持要在今天将秦刚约出来面谈一次，一是为了能够亲耳听到此次苏轼的复出，决不在背后夹带旧党翻盘的私货；二是想要看一看这件事情的实际操盘者秦刚，到底瞠能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意外回报？
这两点非常地重要，远超过今天见面所冒的风险。
更何况，他章惇，一贯就是个不惧风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