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四月的莫斯科已经取消了供暖，没有暖气供应又没有炭炉的宽大办公室里显得有些寒冷。
我背靠着椅子背，站在宽大的落地窗前面，左手横抱在胸前，右臂的胳膊肘撑在左手上，用夹着烟卷的右手托着腮，视线茫然的看向凝着霜花的玻璃窗外。
已经是凌晨时分，太阳虽然还没有升起来，但整个城市的东方部分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晨曦。开阔的卢比扬卡大街上，有轨电车已经开始一天的运转，叮叮当当的车铃声隔着窗户都能听的清清楚楚。
尽管昨晚一夜没睡，但我现在的精神却是出奇的好，一点困倦的感觉都没有，我甚至觉得自己还可以再熬它一两天，直到把手头正在看的这部分会议纪要看完。
我的桌案头上放着厚厚的一摞盒式件夹，这些件夹里的会议纪要，是从192年到1930年间，联共（布）十五大以及中央政\治局各次会议的内容。
是的，我前世就对苏联的历史很感兴趣，但那时候能够得到、看到的资料有限，所以对很多历史性的东西都认识的似是而非，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那些西方学者给出的，而剩余的那些，也有一部分是国内在改革开放之后，由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讨论出来的，那些东西有些可以信，但却也不能信。
就拿斯大林时期对待富农的政策问题来说，斯大林以牺牲农业来发展重工业的政策，似乎就是导致苏联最后经济崩溃的最直接隐患。而他以粗暴、残酷的手段对待富农阶层，显然也一直被后人所诟病。按照前世各种版本的说法，似乎所有的罪责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这些错误都是个人导致的。
这种说法真的公平吗？我一直很怀疑，要知道在192年召开的联共（布）十五大上，斯大林还没有确立他的绝对领导地位，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那些人在党内的地位，并不比他低多少，毕竟当时托洛茨基才刚刚被开除出党，斯大林充其量只能算是高层各极势力中的一极，他还没有能力主导一切。那为什么他的地位能够在短短三年时间内，蹿升到那样的高度？毫无疑问，只能有一个愿意，那就是他的政治提议，准确的说，是政治主张拥有广泛的支持者。
通过对192年－1930年间各次会议会议纪要的研读，我发现，斯大林并不单纯是一个简单粗暴的人，他的目光很敏锐，政治嗅觉极其敏感，同时，也极富政治智慧。
在192年之前，斯大林的主要政治对手是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当时的斯大林秉承着列宁同志的观点，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官僚主义已经到了非严厉整肃不可的程度了。同时，鉴于日趋紧张的国际局势，尤其是英、法主导的国联对苏联采取的持续敌对态度，以及日本在东方咄咄逼人的攻势，斯大林认为针对苏联的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因此，主张集中一切力量发展能够为国防事业提供支撑的重工业。
而与之相反，托洛茨基则主张工业化方针是错误的，对待党内官僚主义作风日趋的严重问题，也不能用强力手段加以整肃，而是应该通过发挥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来加以改良。
双方的政治斗争一直持续到192年8月的共产国际执委八大，而在此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斯大林的主张已经逐渐占据上风，托洛茨基的立场开始变得尴尬。就在这种局势下，共产国际执委八大召开，斯大林在大会上做了报告，针对托洛茨基主张中的矛盾点穷追猛打——托洛茨基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他一方面主张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范围内建成，另一方面也反对集中力量实现国家工业化。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了，之所以说社会主义无法在一国范围内实现，其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势力的存在，这些敌对势力对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苏联，采取坚决的敌对态度，他们会采用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手段，来颠覆苏联的苏维埃政权。
托洛茨基明知道苏联面对着来自外部、内部的敌对势力的颠覆威胁，却一方面反对国家集中力量发展有利于加强国防的工业化，一方面反对党内针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那他打算怎么办呢？当战争到来的时候，将列宁同志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拱手送给敌人吗？向国外的资产阶级敌人和国内的反动分子举手投降吗？这也是后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被称为**集团的最直接原因。
共产国际执委八大的会议记录人是来自艾伯特·英克平，这人是英国共\产党总记，他所做的会议记录相当清楚，甚至还记录了与会成员在听取报告时的各种反映。斯大林的报告中有多处对托洛茨基的嘲讽、批评，而会议记录中，几乎斯大林的话每告一段落，都会标注出“掌声”、“热烈的掌声”这类渲染词。由此可见，当时斯大林的主张赢得了共产国际绝大部分与会代表的支持。就是这次会议，给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政治斗争画上了句号，会后，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共产国际执委会，此后不久，季诺维也夫出卖了他，最终导致他被开除出党，逃亡海外。
在整垮了托洛茨基的团伙之后，斯大林的目光不可避免的就要瞄上布哈林与加米涅夫，这场斗争相比起来就复杂多了，双方斗争的焦点便集中在对待富农的政策上。
通过对历次会议记录的研读，我发现我的立场竟然跟斯大林保持了一致，换句话说，如果我坐在他那样的位置上，同样也会采取他所采取的政策，不为别的，就因为那是国家需要。
经过几年时间的发展，在新经济政策的催发下，当时的苏联国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实际存在的富农阶层，有阶层就有利益集团，而有利益集团，就会有利益集团向国家政权阶层的渗透，这是必然的，也是亘古不变的。
在192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十五大上，布哈林的“平衡发展”政策是占有优势的，斯大林关于发展集体农庄经济的提案虽然得以通过，但却被限定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十五大报告关于经济工作的方针，便是不能过分突出重工业，而是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还应强调发展轻工业。而在对待富农的问题上，也没有所谓限制的内容，只是提出应该加大对农村粮食的收购量，以出口粮食换取外汇，为工业发展提供充足资金。
但就在这次的会议之后，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莫斯科出台的关于加大粮食收购量的政策，遭到了富农阶层，甚至某些地方政府的广泛抵制。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古比雪夫在二中会上向与会代表提交的数据显示，当年的谷物收购量相比上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六以上，其中重点出口换汇的大宗物资：小麦、黑豆，收购量下降百分之四十八——这一事件就是所谓的“粮食收购危机”。
类似这种以既得利益阶层为代表的经济势力，同国家政权博弈的现象并不少见，我前世的时候，国家屡次出台政策整治房价，而房价却越长越高的现象就是一个例证。
当时的苏联除了粮食之外，缺少可以出口换取外汇的大宗物资，受粮食收购危机的影响，苏联财政陷入困境，对工业建设的投资无法持续。也就在这一时期，国联接受德国成为其常任理事国，一个西方的反苏阵营正式成立。同时，日本在中国东北炸死了奉系军阀首脑张作霖，加快了对东北的侵略。毫不客气地说，当时，战争的阴云已经弥漫了整个苏联。
借着“粮食收购危机”的风潮，以斯大林为首的，主张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增进国防、发展集体农庄的政治势力展开了对布哈林一方的反攻。翻翻档案就能看出来，就在粮食收购风潮甚嚣尘上的时候，斯大林先是在视察西伯利亚粮食收购工作的时候，披露了富农抗拒收购、囤积粮食的事实，还专门发表了极具煽动性的演说。
“请看看富农吧，他们的谷仓和木棚堆满了粮食，由于保存的地方不够，连草棚下也堆了粮食。”这是斯大林说的原话。
不要小看这一番话的作用，它直接挑起了苏联国人对富农的仇视心理，此后一阶段，苏联各地开始出现反对富农的呼声，而且愈趋高涨——这可以看作是斯大林对人民战争理论的出色运用。
之后的一切就变得顺理成章了，随着斯大林一份《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报告的提交，布哈林的理论在布尔什维克党高层中失去了市场，更严重的是，他还被扣上一顶“工业化敌人”的帽子。
从斯大林的一系列动作可以看出，他的决策并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当然，也不是脱离实际的，相反，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及苏联人民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他的决策可以说是最符合苏联国情的，也是最符合苏联国家利益的。
一个很现实的假象，如果斯大林在针对布哈林的理论斗争中失败，苏联工业化的脚步为此停滞下来，那么当卫国战争爆发的时候，苏联是否有能力抗击德国法西斯入侵者呢？这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