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月，主治医生郑重要求凌静怡提前剖腹。
本来凌静怡希望能撑到36周后再剖，毕竟怀胎仅八个多月，而如果三个宝宝能在腹部中待久一点，发育就更好一些。
但主治医生语重心长地规劝她:“有一胎的胎心已经快下降到危险值，情况不妙，必须现在剖，否则可能救不了。”
凌静怡这次住院保胎，也戴上了金丝眼镜，她戴着眼镜看到主治医生头顶上鲜艳的四颗红色爱心，没有犹豫地同意了，“医生，我相信你，立马剖吧！”
柳守义紧紧攥着她的手，漆黑的眸子泛红，唇角拉直，两三颗晶莹的眼泪忽然掉落，仿佛也砸在了她心上。
凌静怡虚弱地朝他扬起一个微笑，“没事，我会挺过的。”
护士请青年松手，便快速给凌静怡换上手术服，备皮，检查宫颈是否开，盖张被子，然后和医生一起将她轻放在移动病床上。
原来太紧张的时候，人是会失语的。
突然发不出声的英俊青年，只能绷紧一根弦，紧张地随医生护士一起，推着移动病床，然后在手术室外被赶出——这个公立医院不允许丈夫陪产。
柳守义只能眼睁睁看着医生和护士将凌静怡推进手术室，而他只能在走廊外冰冷的白炽灯光下等候。
手术前，各种件不断递来，让青年签字。
厚厚一沓件，他粗略看一下，便心脏一痛，那些潜在的可能发生的后遗症，都是让他无法接受的。
然而不签字，手术就做不了。
他向来漂亮的字体，因为紧张而形散神变，哪怕连他自己都认不出这是他写下的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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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手术室，冰冷的白炽灯、格状的天花板映入眼中，一股清冷的气息扑面而来。凌静怡的大脑一片空白，全身瑟瑟发抖，不知道因为是害怕还是冷。
躺在不算大的手术台上，被脱下手术服后，赤着身而不着寸缕的她，感觉自己像一只突然被人翻肚皮、翘走壳的可怜乌龟，沉甸甸的肚子坠得慌。
渐渐的，所有医护人员都到手术室了，合上手术室的门。
她静静观察她们，发觉这些医生和护士都是女性，各种年纪的女性，她们穿着严严实实的深绿色手术服，包围在她旁边，令人莫名产生一种说不出的安全感。
开始手术前，她一直担心会有男医生、男护士来给她做生产手术。
即便她知道，作为病人，在男医生、男护士面前可能就是一个人，一个没有性别之分的人，但这不妨碍她心里别扭。
被另一个性别目睹如此狼狈而没有尊严的生产，对她而言是一种心理凌迟。
被同性别的医护人员照顾则不同，她心里暖洋洋的。
因为她知道，在场的医护人员，有不少人都亲身经历过生产这一鬼门关，或多或少都会感同身受。
护士是个很温柔的小姐姐，见她紧张到不停咬嘴唇，便低声安慰她:“宝宝们在里面待很久了，迫不及待想到妈妈了。”
助理医生也眉眼弯弯的，看上去很和善，语气也轻柔:“妈妈很厉害呢，一口气怀上三个宝宝，宝宝肯定会像妈妈一样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