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哥带着的人，先是悄悄地在杭州城做了一番功课，最后才果断出手，一举将胡涛缉拿归案，立即马不停蹄地带着人尽快赶回义乌。
“老爷，老爷，大郎被人抓了！”胡涛的跟班率先跑回去报信。
“什么？何人如此大胆？”胡宗哲大惊之下，还是保持了他惯有的谨慎。
“说是义乌县衙的捕快！拿了义乌县的捕。还有，还有……”报信的人正在努力地回想。
“还有什么？”胡宗哲不相信小小的义乌县敢动他的儿子，立刻明白这个“还有”才是关键。
“……好像说是什么什么东南，海事院的人！”
“东南海事院？！秦刚！”胡宗哲立刻感到了一丝寒意。
“老爷，他们现在走不了多远！应该还出不了杭州城的范围，我们赶紧派人去把大郎救回来吧？”手下人急着催促他。
“慢着！既然是有海事院的人插手，这义乌知县敢下捕，说明他们对大郎这事是有了证据。我们贸然出面，别把自己牵连进去了！”胡宗哲果然是老谋深算，一下子看到了关键。
“可，可是，大郎就不管了吗？”
“大郎的事，不需要我出面。他们不是想来碰私盐的案子么？我就要让他们后悔踩进了这里面来。这样子，你通知盐场那里的人，说义乌那边想要查禁私盐，大郎被他们抓过去了，要想大家都没事，他们应该明白该怎么做。”
“小的明白。只是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吗？”
“要做点事的，你再替我送一封信给义乌的岑知县，请他放心地依法审理、秉公办案，我那逆子如果确实有违王法，自当接受惩罚，本官也会向皇上递折请罪！”
“啊？这个……哦！高！老爷这一手果然是高！”
虎哥在将胡涛押回来的路上，就察觉到有些不太正常。虽然一路上都会有人紧紧地跟踪，但是这些人却又没有任何的举动，而他为了保证押解顺利，也没有轻易去对跟踪的人采取行动。一直等到顺利地进入了义乌境内，那些人才离开。
回到了义乌，对于胡涛的审讯并不是特别地顺利。毕竟他是胡宗哲的儿子，虎哥他们也没有一上来就动刑，结果这小子傲气地什么也不说，对于沈大等人的证词一概不认。
正当虎哥向秦刚汇报了这些情况，想问问可不可以对他开始动刑，以煞煞他的气势时，岑穰却火急火燎地赶来：“徐这，徐之，大事不好，大事不好，盐民要起乱子了！”
“莫急，慢慢讲！”秦刚出言稳住岑穰，然后才问，“哪里的盐民？起的什么乱子？”
“是越州，越州的盐民聚众前往义乌，还给我们县衙递交了他们的请愿！”岑穰先是递过来了一封信，才稍稍喘息了两下，再细细地把前因后果讲来。
宋时两浙路的盐民甚众，不仅在东部沿海的秀州、明州、台州、温州等地广泛分布，就在偏西的越州、杭州也有大面积的盐场以及相应的盐民人口。
朝廷严格的盐政，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
主要原因便是盐民众多，官府人手与力量根本就不够。
于是，盐政官吏便将盐民根据出产能力分为了上中下三级，针对上等盐户，由于他们垄断了大部分的生产资源，也是向官府输纳盐产的主力，于是便与他们合作，由他们去管理其余的中下等盐户。
这些上等盐户，便成了盐头，相当于没有正式官职的盐业事实管理者。
在垄断的资源下，盐头们一面与朝廷的盐官合作，共同瓜分盐业专卖制度下的巨大利润：原先的盐业政策下，朝廷会向盐户定期支付一定的购盐本钱甚至是出产奖励。但是，这些费用便就被盐头与盐政官员合起伙来进行了贪污瓜分。
另一方面，这些盐头还会与盐政官员串通一气，公然走私贩盐，并一同分享私盐所产生的惊人利润。
所以，在胡涛所架构的浙西私盐贩运网中，杭州与越州的盐头，同样是核心参与者。
胡宗哲让人传递的消息就是：义乌县得到了东南海事院的撑腰，想要借着查处胡衙内私盐一案，要对杭州与越州的盐头们进行清理与重罚。这事该怎么办，就让他们自己琢磨去了。
其实，自古以来的统治者并不太害怕真正的农民起义。
想一想就能明白原因，多数农民之所以一直贫困潦倒，除了外在地主与官府的压迫原因之外，多半还是因为自己的胆小与懦弱。以至于即使是到了最后因为实在活不下去而揭竿而起，但他们依旧摆脱不了根本的软弱特征，聚在一起也不过是乌合之众，但凡训练有素的官兵一来，大多都会迅速镇压平定。
但是如果是盐民起义，则完全不同了！
盐民群体本身就是一个缩小的江湖社会，为了加强控制这些人，处于顶层的盐头往往都会以家丁的形式，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些家丁除了用来威慑与镇压中下等盐民之外，平时还会经常参与到同行不同势力间的地盘与资源争夺中，算得上是身经百战，平时官府对他们也是忌惮三分。
唐末的起义军中最强的两个，王仙芝与黄巢都是盐贩；
而在后世元末的起义军中数一数二的张士诚，同样也是盐贩出身。
至于普通的盐民，要么是被盐头们的故意煽动所欺骗而鼓动起来、要么就是被盐头们的家丁直接胁迫着共同参与，哪里有什么自己的想法与诉求。
这次发难的越州盐民，主要来自于当地钱清场与石堰场这两处盐场，核心便是盐头们的数百名家丁，另外又裹胁了大几千名的盐民。
为了壮大声势，一路上对于要求加入的地方流民及地痞也是来者不拒，在经过会稽、诸暨之后，队伍的人数规模已经超过了万人。
当然，他们的真正目的并非是造反，而是想通过这种示威性的举动，逼迫义乌县衙以及他们身后的东南海事院低头。
因为在习惯上的认知里，大宋的地方官员，多是欺软怕硬，更是害怕这种大规模的近似于“民变”性质的行动，一旦朝廷前来问责，怕是自己的乌纱帽都无法保得住。
因此，浩浩荡荡的一万多人的盐民“请愿”队伍，在经过了会稽县之后，便放慢了脚步，先是在诸暨县城外驻扎了一天。当诸暨知县胆战心惊地派人前去问询时，他们便顺势向对方提交了一封请愿，提出了要义乌县停止对越州盐民的合法利益侵害、立即释放正直守法的越州盐商胡涛以及赔偿越州盐民此次请愿开支等等一系列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