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光荣的旨在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胜利以来，尤其是自胜利的十大召开以来，面对国内苏维埃政权日益稳固，国家建设面振兴的大好局面，我放松了对阶级斗争以及阶级敌人的警惕性。”我看到对面女人皱起了眉头，显然她也发现了我在偷换概念、避重就轻，不过我的语速很快，见她想要开口打断我，马上就引用列宁的语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志曾经对我们指出：社会的历史不是一些偶然被加数的总和，不是杂乱无章的‘布朗运动’，而是一个有规律的前进的过程。它的矛盾不仅表现为对旧世界和对一切妨碍前进的事物的批判，而且也是社会进步的源泉和动力。在还存在剥削和剥削阶级的情况下，这种进步是在不可避免的要进行斗争的条件下取得的。”
一句列宁同志的话，就把女人已经送到嘴边的刁难憋了回去，在苏联，尤其是如今的苏联，列宁同志的教导是不容置疑的，引述他的话自然也是不容打断的，只要稍有政治觉悟的人就不会犯这种错误。
“对于一名列宁**青年团的干部来说，忽视甚至是淡化阶级敌人的存在，无视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就是一种犯罪，它会导致对现实形势的错误分析，会使那种自我安慰的小资产阶级享乐主义观念泛滥，甚至会导致党的部活动变样，党的纪律会由此变得松散，那些把无原则、个人安逸和升官观念视为唯一准则的人却能得宠。”通过列宁的一段话，我将话题转向了批判所谓的“阶级斗争过时论”。
对“阶级斗争过时论”的批判，是近几年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一直在提的论调，是贴合大方向的，但问题在于，这种批判属于党内批判，是同志式的批判，持类似论调的人与反对这种论调的人之间，并不存在死我活的阶级矛盾。
我将自己的罪行归为“持‘阶级斗争过时论’的犯了错误的党内同志”，自然也可以避开对面女人对我的刁难。
总而言之一句话，我就是用强调阶级斗争重要性、普遍性的论调，来自己展开自我批评，把自己的罪行牢牢圈在忽视阶级斗争这一点上，对别的一概不提。
这样，我就能把自己摆在一个很有利的位置上。如果说这女人继续刁难我，追问我有没有别的罪行，那也好办，我可以以阶级斗争普遍性为出发点，声称正因为我忽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受到了阶级敌人的欺骗，犯了一些不该犯的错误。而根据这些，我还能给她连篇累牍的啰嗦一通。
特赦审核的审核官既然有三个人，那就不可能完由这个女人来发问，她提的问题占据时间太长，旁边两个审核官总会找机会插两句嘴的，不可能让她一个人主导局。所以，我就是拖，也能把她对我的刁难拖过去。
不过出乎我预料之外的是，那女人除了开始的时候似乎有打断我的意思之外，后面听我滔滔不绝的说了一通，她竟然没反应了，甚至直到我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之后，她都没有再提出一个问题。
“那，弗拉斯·达维多维奇·恰普林，认为在劳动营这段时间的改造中，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穿着内务人民委员部制服的家伙问道。
“是的，”我特意站直身子，面色严肃的说道。
“那认为应该，或者说，认为自己有资格获得这个特赦的机会吗？”他继续问道。
又是一个陷阱问题，我可以肯定，如果我说我有资格获得这个特赦的机会，并将大量的精力花费在阐述理由上的话，最终的结果定然会让我失望。知道吗，这些家伙需要的并不是我给出的任何理由，当然也不是我对过去一段时间优良表现的阐述，他们要看的只是我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表现，所以，我需要表现出来的应该是我认错的态度，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
沉默片刻，我组织了一下语言，同时做出一副犹豫不决、思想斗争激烈的表情，随即，我耸耸肩，吐了一口气，做出一副释然的表情，说道：“不，尽管我很想说，我完有资格获得这个特赦的机会，但我的良心，我的党性原则告诉我，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资格这么说。”
“为什么？”穿着国家安总局制服的中年人显然对我的回答很感兴趣，他朝桌子前凑了凑，问道。
“我也说不好，”我努努嘴，一脸坦然的说道，“但就在刚才，就在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需要这个特赦的机会，我已经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错误都改正了，我已经没有必要再在这个该死的劳动营里待下去了。”
“哦，这么想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中年人继续问道。
“当然是不对的，只有唯心的社会民主主义党人才会将自己视为没有任何缺陷、不烦任何错误的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志曾经在谈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候专门指出过：‘除了两种人不会犯错误之外，人都会犯错误，一是没出生的人，另一个是死去的人。’”我“痛心疾首”的自我批评道，“而在刚刚过去的党的**上，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同志也专门指出：‘布尔什维主义的力量在于：我们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可就在几秒钟之前，我竟然忘记了这些教诲，为了获得一个特赦的机会，在精神上、内心最深处，萌生了唯心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完右倾化的错误思想，噢，这是多么危险的观念？作为一个虽然被开除党籍但却始终将自己视为一名布尔什维克的人，难道我不应该为此感到惭愧吗？难道我还有资格获得这样一个宝贵的特赦机会吗？”
靠，我发现自己真的很做演员的天分，就这么说着说着，我的眼睛里竟然真的流出泪来了，天杀的，这眼泪哪里来的？
“弗拉斯·达维多维奇·恰普林，如果，我是说如果……”坐在中间的女人再一次开了口，她紧紧盯着我，用冰冷的语气说道，“如果这次能够获得特赦，希望能够到什么样的岗位上去继续工作？”
“对不起，我不认为自己有资格获得特赦，所以，即便是这个‘如果’变成了现实，我还是要留在通泰里劳动营，”我毫不犹豫的回答道，“因为我认为只有最艰苦的环境、最冷酷的磨练，才能进一步坚定我的意志，净化我的思想，让我摆脱所有低级的、非无产阶级的肮脏东西，成为一个真正坚定的、纯粹的、不沾染一丝污垢的布尔什维主义者。”
这绝对是我的真心话，至少有一部分是真心的。我想留在通泰里劳动营，这一点毋庸置疑，在如今的大环境下，苏联境内难道还有比这里更安的地方吗？的确，这里的环境却是很艰苦，但那只是对普通犯人来说的，而对于我来说，这里要女人有女人，要食品有食品，因为乌斯坚科的存在，我甚至还有一个重大的立功机会。我现在需要的就是安静的蛰伏下来，等到大清洗的风浪过后，再找机会冒头。
要想做大事的人，必须耐得住寂寞，对这一点，我深有体悟。
“好啦，先出去吧，”对面的三个人交头接耳一番，最后，还是由中间那个女人开口，对我说道，“如果有了进一步的结果，会有人通知的，当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也会找进一步核实。”
“谢谢。”我恭恭敬敬的给三人分别鞠躬，分别道谢，而后吐了口气，转身出门。
营房外，阿基姆正叼着一支烟在廊阶下来回踱着步，看到我出来，他脸上一喜，快不迎上来，问道：“怎么样，弗拉夏，表现得怎么样？”
我默然摇摇头，故意语气沉重的说道：“不太乐观啊，别忘了，我的判决上可是禁止特赦的。”
“那有什么，白鬼作出的判决也能做数吗？”阿基姆不以为然的说了一句，但很快便想到我也是白俄罗斯人，所以干劲尴尬的一笑，解释道，“别介意，知道我不是说的。”
“没什么，”我笑了笑，说道，“虽然我出生在明斯克，但伤害我最深的，也是明斯克。”
且不管阿基姆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是不是正确，但至少他说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苏联的民族政策并不是那么和睦的，不管官方如何否认，作为加盟共和国，白俄罗斯人的地位绝对没有俄罗斯人的地位高。
“不用想那么多，”阿基姆被我表现出来的失落情绪蒙蔽了，他拍打着我的肩膀，笑道，“即便是不能通过特赦又怎么样？反正只要人在这里，我和阿尔谢尼奇克就不会亏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