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的这一朝呢，事情很多，甚至比康熙朝的要多，边疆可谓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我们都知道，乾隆在晚年的时候，宠幸和珅，但和珅的内容我们留到后面单独论到。乾隆晚年，多种措施均不满人意，甚至这个不满多过了对汉武帝“轮台罪己诏”前措施的评价。
但不得不说，在乾隆朝早期的时候，其实他还是十分有朝气的，用人与驾驭呢也在雍正之上。
他做了不少替父亲弥补罪过的措施（其实也有可能是雍正特地留给乾隆来笼络人心的）。首先就是他释放了岳钟琪，也释放了皇十四子胤禵。又严办了雍正之前错误重用的聚敛钱财的王士俊，也明旨斥责早已逝去的酷吏田镜，说田镜身为督抚，“苛刻于搜求，属吏竞为剥削，河南民重受其困”。
之前那一向反对田镜苛政的史贻直，被弘历直接升为湖广总督，之后更是先后调任了工部、刑部、兵部、吏部的尚以及直隶总督，乾隆九年的时候，更是进一步被任命为渊阁大学士。
其实在雍正的朝廷中，敢于说话或者能说话的并没有什么人，乾隆特地召回了曾经因为过于口直而被降调为“户部银行走”与“署理河东盐政”的原任刑部与户部侍郎孙嘉淦，让他仍然做吏部侍郎，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
孙嘉淦不是一个碌碌无为的人，可谓是满清一朝的名臣，风骨赫赫，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曾经留下了一篇不朽的奏疏，前面论述康熙用人时我们提过一嘴，其中说道为人君是怎么样可以提防小人而亲近君子的。“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妄誽，则与（人君之）目习投矣。……”
按理来说，乾隆这样的君主，看到这样的奏章应该大怒，认为在讥讽自己，可我们前面说了，这个时候的弘历其实还是蛮有朝气的，他不仅不生气，反而将它宣示于内外。之后，更是直接调任孙嘉淦做直隶总督，兼管河道，调任湖广总督，虽然曾在乾隆八年降为江西巡抚，不过仅仅一年后，又升迁为左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工部尚、翰林院掌院学士、吏部尚、“协办大学士”。
孙嘉淦的名声在民间可谓非常出名，颇著直声，到了什么程度呢，乾隆四年的时候，有人用他的名号写了一份奏折去弹劾鄂尔泰和张廷玉，乾隆十六年又有人用他的名声去写乾隆有“五不可解、十大过”，乾隆都不肯对孙嘉淦有所责备。
当初因为反对程、朱理学惹怒雍正，而被下狱的谢济世，乾隆即位后，就把他从充军的地方召回了，仍让他做御史。其后，他受任为“湖南驿监道”，在乾隆八年被人参了一本说他离经叛道，乾隆说“朕不以语言字罪人”。
乾隆在当时的确可以算上一位贤主，比起明朝中后期的那些君主（宪宗、武宗、世宗、神宗等），可谓碾压。
言官呢，尤其是御史呢，一直以来都是有一个权利，那就是“风闻言事”，就是他们弹劾别人不用有真实证据，他们认为搜集证据是司法机关的责任，而不是监察机关的责任，这一点在现在的法律方面叫做“有罪推断”，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太容易有冤假错案了。
当时有一位大学士赵国麟，被御史弹劾的恼了，一股无明业火窜了上来，向乾隆抱怨道：像这样的御史应该处分！结果乾隆不仅不处分，反而升了御史的官。
这样看来，乾隆朝的前期，国家机器和执政能力还算良好，接下来就到了处理边疆的问题了，也到了乱哄哄的局面了。